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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个正规赌博app美利坚的全球霸权已经崩塌,美国《纽约时报》8月15日发表题为《美国仍有

据参考消息8月18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8月15日发表题为《美国仍有“当头”的意愿吗?》一文,作者为德国《世界报》报业集团华盛顿分社负责人克莱门斯·韦京。文章称,华盛顿拥有不少柏林所没有的东西,很奇怪,虽然德国的全球角色日益提升,但自冷战结束以来,德国议会中公开宣称的外国专家人数稳步下降,现在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文/法里德·扎卡里亚]美利坚的全球霸权已经崩塌,具体时间就在过去两年里的某一刻。美利坚合众国曾经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那是短暂的、令人陶醉的30年。

摘要:
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6月22日发表题为《“美国世纪”让世界陷入危机。当下,中东被教派冲突的烈火吞没,欧洲的国界受到爆发战争的威胁,中国开始在亚太地区展示力量,显而易见,世界进入了动荡期。

…  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6月22日发表题为《“美国世纪”让世界陷入危机。现在怎么办?》的文章,作者是专栏作家康恩·哈利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荣休教授利昂·沃夫西。现将全文内容摘转如下:  美国外交脱离现实  美国的外交政策存在某种根本性的错误。  尽管希望的微光不时闪烁(它们是与伊朗达成尝试性核协议以及与古巴实现迟到已久的关系缓和),我们仍然深陷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看似无法解决的冲突。它们的范围从与俄罗斯和中国等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的紧张关系到在中东、南亚和非洲展开的实际作战行动。  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正在经历一种历史性转变,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既没有承认这一点,也没有反映出这一点。我们在行事时,仿佛被我们强大的军力、帝国联盟以及自视的道德优越感授权去为“世界秩序”下定义一般。  尽管这种错误观念可以上溯至二战的尾声,但是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标志着自诩的“美国世纪”的开端。认为美国“赢得”了冷战并且现在——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有权利或责任去对世界事务发号施令的想法导致了一系列的军事冒险行为。  每一次,华盛顿都选择战争作为解决极其复杂的问题的答案,却忽视了这样做给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带来的深远影响。可是,真实的世界与驱使这种冲动的干涉主义的设想是极为不同的。  定义当前危机的正是这种脱节。  如何更好认识世界  那么,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调整对世界的认识呢?笔者想到了如下若干方面。  首先,我们对中东冲突——以及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讲我们与俄罗斯在东欧的紧张关系以及与中国在东亚的紧张关系——的全神贯注使我们的注意力从威胁全人类未来的最紧迫的危机上分散开来。气候变化和环境危险需要我们现在就进行应对,并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前所未有的集体行动。这同样适用于卷土重来的核战争危险。  其次,超级大国的军事干涉主义和在遥远地方开战的做法更是加剧了冲突、恐怖和人类的苦难。在世界许多地方导致混乱、暴力和痛苦的根深蒂固的问题都没有短期的解决办法——特别是武力解决办法。  第三,尽管任何限制暴力活动和缓和最紧迫问题的希望都取决于国际合作,但是那些往昔灾难性的有关势力范围的盘算仍然支配着主要大国的行为。我们对在任何大陆上的军事优势的不懈追求——包括通过联盟和代理人如北约——把世界按照我们心目中的利益划分为了“朋友”和“敌人”。这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帝国式的激烈对抗并且不顾21世纪的共同利益。  第四,尽管美国仍然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强国,但是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正在改变并导致如下国家和地区中心的兴起——这些中心不再受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框架的控制。在远离华盛顿、伦敦和柏林的地方,非正统的经济实力中心正在北京、新德里、开普敦和巴西利亚生根。  压根没有“美国世纪”  我们妄想自己是伟大的,这一点除在外部世界造成问题外,还通过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干涉主义在国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甚至在社会保障网日益磨损、我们的基础设施日益衰败之际,我们仍然每年支付超过1万亿美元的军事相关开支。民主本身实际上已经运转不良了。  但是,政府没有对这些日新月异的环境以及不断重复的军事失败进行反思,而是继续表现得好像美国仍然有实力统治和支配世界其他地方一样。  确实,在中东政权不断崩塌的情况下,主要的总统候选人都在向约翰·博尔顿和保罗·沃尔福威茨等新保守主义者寻求建议,这些新保守主义者仍然认为任何外交政策的困境都必须通过军事实力来解决。我们的领导人似乎忘了,正是由于听从了这些人的劝告,我们才导致了中东当前的政权垮台状况。战争仍然让他们感到兴奋,风险和后果仍然一文不名。  我们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压根就没有“美国世纪”这回事。国际秩序不能仅靠一个超级大国维持。但是不用担心几个美国世纪这回事,因为如果我们不学会比那些造成国家分裂并埋下战争长期隐患的人更认真地看待我们的共同利益,那么很可能根本就没有明天。  任何试图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运动都必须克服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错觉:即美国文化比这个星球上的任何文化都要优越。这种理念通常被称为“美国例外论”,这种根深蒂固的理念认为美国的政治(以及医学、技术、教育等等)比其他国家的都要高明。隐含在这一理念之中的是一种把美国的行事方式强加给世界其他地方的传教般的欲望。  认为自身文化或意识形态是“优越”的并非只有美国一家。但是,其他国家都没有和美国同等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来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给别人。  我们的“官方”军事预算超过了我们在医疗保险、公共医疗补助、卫生与公众服务、教育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方面的总开支。9·11事件发生后,我们每小时花在“安全”方面的开支为7000万美元,而花在所有国内项目上的总开支为6200万美元。  军事开支不但令社会项目支出相形见绌,它还在推动经济不平等状况。数百万贫困的劳动者被落得越来越远。与此同时,在弗格森骚乱中得到突显并在全美都有所反映的长期问题是一种可怕的提醒——种族主义仍然在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家园。  团结协作应对挑战  为美国政策的明显转变而努力——让其摆脱“美国例外论”的自以为是——并不是要降低美国的巨大重要性。在我们滥用军事力量导致悲剧性后果的同时,相反地,美国人民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和多面的。如果美国不与世界各国政府和大多数人民进行协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应对当今时代的巨大挑战。  无论政府、政治、文化和信仰有何不同,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无疑被一些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那些利益是否会变得足够强大以超越那些造成贪婪、冲突、战争和终极灾难的系统性压力?有许多历史——也不乏教条——都似乎支持着一种否定的答案。但是,极为紧迫的需求以及不断变化的现实或许会在一个更好的、但远不完美的世界中产生更加积极的结果。  现在是变革的时候了,是所有心怀希望的人为一个更理智的世界作出最佳努力的时候了。

文章称,华盛顿的情况大不相同。虽然有很多人在谈论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出现历史性衰落,但那座城市拥有大量外交政策智库、国际机构和大学项目。华盛顿感觉像是全球政策讨论的中心——至少眼下它自认为是这样。

在这段历史里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它们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崩塌: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美利坚超级大国时代便是从那一刻开始的;2003年伊拉克的分崩离析,美利坚超级大国时代从那一刻开始逐渐走向终结。

在柏林——或是巴黎和东京,评论员和决策者对一场危机作出的第一反应不会是“我们该如何应对?”但在华盛顿,“美国应该做什么?”永远是第一个争论点。

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失去自己的卓越地位是外部因素导致的吗?还是说这一结果是华盛顿自己的不良心态和糟糕政策造成的呢?这是一个可供历史学家们在未来详细讨论的话题。然而此时此刻,我想我们应该可以对这一现象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些人批评说该倾向证明了美国的傲慢,证明了一种例外主义意识,它使得华盛顿认为自己永远处于世界中心。但文章认为那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维持世界秩序的责任感。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法里德·扎卡里亚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19年7-8月号刊发评论文章:《美利坚力量的自我毁灭》

的确,在多数欧洲人思考世界问题时,虽然他们憎恨美国力量,但他们通常仍会先指望美国采取行动,而不是恳求他们自己的国家采取行动(也有少数例外,比如法国和英国,这取决于危机爆发在哪个地区)。

正如许多事物的消亡一样,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消亡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一个已经累积了如此庞大实力的国家来说,在国际体系中一定存在着与其相对立的某种深刻的结构性力量。

当然,美国并不是总会对危机采取行动,它有时会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有时仅会使用有限的一套并不足以解决冲突的手段。但重要的是态度,它反映了在全球舞台的真正力量以及美国所拥有的出色外交和军事手段。

很多人也许已经注意到,第一次坐上超级大国宝座的美国对于手中的霸权并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华盛顿滥用了自己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它不但失去了盟友,而且还鼓舞了敌人的士气。

但那也是精英教育的一个作用,并且不是仅限于政治。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精英们在美国的全球地位方面持有共同的观点,他们一致认为,美国的力量对于保卫自由世界并维持某种世界秩序必不可少。英国的情况同样如此,法国稍稍差一些。在统治世界的几百年中,大英帝国教育其政治、管理和媒体精英将自己视为世界事务的塑造者。虽然法国拥有一个规模更小的帝国,但它培训本国精英去非洲和亚洲执行“教化使命”。

如今美国进入了特朗普时代,这个国家似乎已经对那些使自己在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里令全世界景仰的理想和目标失去了兴趣,或者也可以说,失去了信仰。

在那两个殖民帝国不复存在、英法沦为地区大国后,那种认为自己对全球秩序负有责任的态度盛行了几十年。这两个国家最近还一直在国际上“充大头”,因为它们各自的统治阶层相信那是他们的国家应该扮演的角色。因此,在外交政策上施加影响力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作用,而且是政治意愿和世界观的作用。

新星的诞生

文章作者更为担心的并不是美国暂停参与全球事务,而是有关该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可能崩溃的精英共识。作者认为“茶党”运动对有关美国在全球所扮演角色的精英理解展开的攻击十分危险——不仅对西方来说是这样,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美国在冷战结束后获得了世界霸权,美国成为了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人类从未经验过的一支全球性力量。一些文章喜欢将“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的起始点设定在1945年,《时代》周刊共同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1941年第一次使用了这一表述。

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吗?美国“公认的帝国”真的在崩塌吗?现在很难说。

不过,二战后时代与冷战后时代,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1945年以后,在世界上的大片地区,英国和法国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帝国遗产,这两个国家仍然在很多地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二战后不久,苏联便以美国的超级对手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国家开始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与美国争夺影响力。

文章称,今天,人们可以指出两个方向的趋势——美国的盟友、尤其是亚洲盟友和一些中东盟友似乎正两面下注,为一个后美国世界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国最近在伊拉克的干涉是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做的事情——至少就目前来说是这样。

还记得人们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吗?美国和西欧是第一世界,共产主义国家是第二世界,其他国家则被划入第三世界,那些国家都面临着在美苏之间站队的选择。从波兰到中国,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当时并没有感受到自己生活在“美国世纪”。

但如果往日的帝国能对未来提供一些指示,那么真正决定美国未来角色的将是继续参与全球事务的意愿与该国精英在这方面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很大一部分未来将在华盛顿被决定或推翻。

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美国的这种优势地位在当时并未被人们清晰地感知到。2002年,我曾在《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大多数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并没有及时注意到美国已经在冷战后取得世界主导地位的现实。

1990年,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认为,世界正在分裂为被美元、日元和德国马克统治的三个阵营;基辛格在其1994年出版的名著《大外交》(Diplomacy)一书中则预测多极化时代即将到来。

当然,在美国国内你也很难感受到很明显的乐观情绪。1992年,正在举行总统大选的美国给人留下了一种虚弱和疲惫的印象。“冷战结束了,日本和德国才是最终的胜利者”,当时民主党颇有希望获胜的候选人保罗·桑格斯(Paul
Tsongas)曾到处宣扬这样的观点。而美国的亚太事务专家们早在那时便已经开始提出“太平洋世纪”(the
Pacific century)的概念了。

不过,例外也是有的。颇具保守色彩的评论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1990年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一篇很有前瞻性的文章《单极时刻》(The
Unipolar
Moment)。正如此文标题所揭示的,文章作者对情况的乐观判断还是被“时刻”这个概念局限住了。“单极时刻将是短暂的”,查尔斯·克劳萨默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正在崛起的“地区性超级大国”将很快在美国设定的框架之外寻求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

一些决策者很愿意送走“单极时刻”,他们相信那是很快就会发生的现实。1991年,巴尔干半岛陷入了战火。时任欧盟理事会主席雅克·普斯(Jacques
Poos)宣称:“欧洲有所作为的时刻到了……如果欧洲人只能解决一个问题,那么它一定是南斯拉夫问题。南斯拉夫是一个欧洲国家,那里的问题不应该由美国人来插手”。然而事实证明,只有美国具备进行有效干预并成功处理危机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

另一个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经济危机使东亚经济完全失控,只有美国展现出了稳定全球金融体系的能力。美国为受到冲击最严重的亚洲国家筹集了1200亿美元国际紧急财政援助资金,并让那些国家平安度过了危机。《时代》周刊把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作为封面人物放在一起并为文章冠以《拯救世界三人组》的标题。

走上下坡路

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这一趋势当时并没有引发太多人的关注;90年代末,那些有潜力削弱美国地位的力量也逐渐崛起,而那时人们已经开始把美国视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和“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在那些有潜力削弱美国地位的国家中,如今人们首先会想到的便是中国。在今天看来,我们很容易得出“北京是华盛顿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对手”的结论,然而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历史的轮廓并没有今天这样清晰。中国的快速发展早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不过这个国家的起点非常低。人们当时认为一个贫穷国家的快速增长是很难持久的,而且人们从中国80年代的历史中得出结论:将列宁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是十分脆弱的。

然而中国的崛起势头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有能力和意图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至于俄罗斯,这个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还十分虚弱、沉寂,如今它已经变身为一股复仇的力量、一个颇具智慧和实力的搅局者。

在美国构建的国际体系之外已经出现了两个强大的全球性玩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后美国时代。今天的美国仍然是这个星球上最具实力的国家,然而这个星球上存在着很多全球性和地区性强国,他们有能力与美国对立而且也的确十分频繁地表现出与美国对立的态度。

在美国霸权衰落的过程中,911事件以及伊斯兰恐怖主义势力的崛起不仅使美国本土受到了攻击,它们实际上扮演了双重角色。最初,911恐怖袭击事件似乎使华盛顿深受震动并促使其动员起手中大批力量。2001年,GDP规模比排在后面5个国家之和还要大的美国决定增加500亿美元国防开支,仅这个增加的数目就已经比英国全年的国防预算还要多了。当华盛顿决定对阿富汗进行干预的时候,甚至俄罗斯也表达了支持。而两年之后,虽然面临不少反对声音,可美国仍然能在入侵伊拉克之前组织起一个强大的国际联盟。

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年里,美国以自身意志行事的心态发展到了顶点——虽然其他国家并不愿表达支持甚至有些国家十分反对,可美国还是执意要让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数千英里之外与己无关的国家改天换地。

对美国来说,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虽然其他国家都对入侵伊拉克顾虑重重,但美国还是发动了这场并不十分必要的战争。美国曾试图获得联合国的授权,然而当发现这几乎没有可能时,美国干脆绕开了联合国。

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完全忽视了“鲍威尔原则”(1993年,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美国军队——今后的挑战》一文,列举了美国决策者在发动战争之前应该对自己提出的几个问题:关键的国家安全利益是否已经受到威胁?美国是否具有明确而现实的战争目标?美国是否充分并坦率地分析了战争的风险和代价?是否其他所有非暴力手段都宣告无效?美国政府是否获得了美国人民的支持?美国的战争行为是否能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上述内容后来被称为“鲍威尔原则”——观察者网注)的存在,他们并没有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问自己如果不发动这场战争美国的核心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他们更不具备赢得战争的完全把握。

小布什政府认为,对伊拉克实施占领并不需要太多军队,伊拉克并不是一块太难啃的骨头。而根据当时的说法,伊拉克自会承担美军行动的一切成本。当美军进入巴格达后,华盛顿决定彻底摧毁伊拉克政府,伊拉克军队遭解散,政府官员遭清洗,伊拉克社会很快就陷入了混乱,武装暴动的引信被点燃了。对美国来说,也许上述任何一个错误所带来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然而当所有这一切一起发生的时候,代价高昂的伊拉克战争便注定会以失败收场。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华盛顿深受一些重大决策的负面影响的困扰,那些决策都是陷入恐惧的华盛顿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做出的。美国觉得自己到了生死关头。入侵伊拉克、在国土安全领域投入数目无法公开的巨资、对犯人严刑拷打……美国政府认为,为了实现保障国家安全的目的可以使用任何手段。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看来,美国所经历的恐怖主义在很多国家那里不过是持续多年的常态,而美国却像一头受伤的狮子,不断破坏国际规则和自己的国际联盟体系。在小布什政府的最初两年里,这位总统比此前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破坏的国际协议都要多(小布什的这个记录毫无疑问已经被今天的唐纳德·特朗普打破了)。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在国外的所作所为在道德层面和政治层面破坏了美国的公信力,诸如加拿大和法国这样的长期盟友在一些基本原则、道德标准和对外政策方面都与美国发生了分歧。

美国的目标

使美国全球霸权受到侵蚀的到底是什么?是新出现的挑战者还是帝国力量的过度使用?就像任何宏大而复杂的历史现象一样,单一原因无法提供全面的解释。

中国崛起是国际体系中的一种结构性变化,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无论其外交艺术多么娴熟完美)都无法做到自己手中的霸权能丝毫不受其侵蚀。

至于俄罗斯作为大国的再度归来,那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故事。如今人们大多已经忘记了,在90年代初,当时莫斯科的领导人是很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的,是很希望俄罗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国家的,甚至是很希望自己能成为西方某种意义上的盟友的。在前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这位外交部长还对美国在1990年发动的海湾战争表达了支持。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的首位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甚至是一个更加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西方人权理念的支持者。

谁应该为我们失去俄罗斯负责?就这个话题我完全可以单独再写一篇文章。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华盛顿对莫斯科表达了一些尊重、给了它某种身份(比如将G7扩大为G8),但华盛顿从未认真看待俄罗斯的安全关切。美国疯狂地推进北约东扩,把像波兰这样在历史上深受俄罗斯威胁、严重缺乏安全感的国家纳入北约的确有些道理,然而北约东扩的推进的确是欠缺考虑的,美国并没有认真对待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如今甚至马其顿也已经加入了北约。

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西方的强势态度似乎让我们觉得针对俄罗斯采取任何措施都算不得太过分。不过,我们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促成了推行强势对外政策的普京的崛起?毫无疑问,这股力量大多来自俄罗斯国内。不过当我们把美国对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纳入考虑,这股力量显然是带有一定的复仇主义色彩的。

美国在“单极时刻”所犯下的最为严重的错误(无论在对俄政策方面还是在更加广泛的对外事务上),就是美国突然对外面的世界不再感兴趣了。苏联解体之后,很多美国人都觉得该收收心在家里好好过日子了,而且他们真地这样做了。

冷战时期,美国曾对中美洲、东南亚、台湾海峡甚至安哥拉和纳米比亚的事务十分关注。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对全世界失去了兴趣。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国际新闻内容从1988年的1013分钟下降到了1996年的327分钟。

在小布什时期,无论在白宫还是国会,人们对与俄罗斯加强接触或对其加以改造的话题都缺乏胃口,他们对推出新版“马歇尔计划”也毫无兴趣。即便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外发生经济危机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只能仓促应对,他们知道国会不会为了救援墨西哥、泰国或印尼批准任何拨款。不过他们还是对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了建议,他们在那些建议里丝毫没有提到美国会如何拨款援助,他们只是从远处向那些国家送上了祝福,其表现完全不像一个有担当的超级大国的样子。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希望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这个世界。到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距离这个目标的实现比此前任何时期都要接近。当时全球各国都在向美国模式靠拢。在世界秩序的演化历史上,海湾战争的爆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场范围有限的战争获得了诸多大国的支持,在国际法层面也无可指摘,而且这场战争还为各国确立了一套行为规范。可是在所有这些积极因素汇聚在一起时,美国却突然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在90年代的确还有意重塑这个世界,但他们希望能以较低的成本、简化的手段进行操作。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政治资本或政治资源对这个世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重塑了。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华盛顿在对其他国家提供建议时给出的总是万年不变的同一套方案——休克疗法和快速民主化。那些见效缓慢、过程复杂的方案对美国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然而西方自身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却的确是缓慢而复杂的。

在911事件发生前,每当遭遇挑战时,美国大多数时候采取的都是经济制裁或空中精确打击等远距离攻击的战术。政治学者埃略特·科恩(Eliot
Cohen)认为上述两种手段与现代人追逐爱情的方式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在使自己获得愉悦的同时,却不愿做出任何承诺。

美国在重塑世界时缺乏承担压力和付出代价的意愿,但这并不影响美国政府对自身政策的官方表述。我曾在1998年的一期《纽约时报》杂志中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在表述时决意重塑世界,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是希望与现实和解”。结果,美国就变成了一个虚伪的霸权。美国对外政策的这种虚伪性一直延续至今。

最后一击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的外交政策遭到进一步掏空。特朗普与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有些相似,杰克逊总统就对美国以外的世界缺乏兴趣,而且他觉得似乎全世界都在算计美国。特朗普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贸易保护主义者,甚至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执意要一切“以美国为优先”。然而事实上,正是特朗普在放弃美国已经占领的阵地。

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从TPP谈判中抽身离去,美国不再认为与亚洲建立密切关系有什么必要;对于已经有70年历史的美欧关系,特朗普政府也不再重视;至于拉丁美洲,它在特朗普眼中要么意味着非法移民问题,要么意味着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在中东事务方面,特朗普已经把决策工作转包给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甚至加拿大人也已经开始疏远美国,一位美国总统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了。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让美国在一切领域缺席。当然例外也是有的,比如说自恋的特朗普就曾希望借助实现美朝和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当英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的确存在一些结构性因素导致其霸权遭到侵蚀,德国、美国和苏联都是在那时崛起的。然而大英帝国时代的落幕也与其傲慢自大的心态和国力的过度使用有关。1900年,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当时一些主要的英殖民地仅提出了“自治领地位”或“地方自治权”的要求。如果英国当时能满足各殖民地的要求给予它们相应的地位,也许英国的帝国时代还能再延续几十年。然而英国并没有那样做,它过于看重自己狭隘、自私的利益,大英帝国在宏观层面上更大的利益却被忽视了。

美国的情况与英国有些相似。如果美国能在追求更高层面的利益和理想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就还能维持数十年之久(也许影响力的表现形式会与过去有所不同)。一个自由主义霸权的生存法则是非常简单的:多一些自由主义,少一些霸权主义。然而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美国经常过于追求自身狭隘的利益,这使得盟友们开始疏远美国,而且敌人们的情绪还受到了鼓舞。

与英国的情况不同,今天的美国还没有破产,美国也不存在帝国过度扩张的问题。美国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美国所拥有的影响力仍然是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然而与过去30年相比,美国已经无法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愿定义并主导国际体系。

不过美国还有自己的理念。一直以来,美国是一个很独特的霸权,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提出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理想,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为此进行了具体的构思。美国通过构建全新的世界秩序拓展了自己的影响力。1945年,美国人心中的世界秩序(一些人称之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建设工程已经完成过半,然而很快前苏联就开始构建自己的世界。自由世界最终还是挨过了冷战,1991年之后,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接受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里,该秩序背后所蕴含的理念为人类创造了一个稳定而繁荣的世界。

如今的问题在于,随着美国地位的衰落,它所构建的国际体系(包括相应的各种规则、规范和价值观)是否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呢?美国会见证自己的理念与自己的霸权一同走向终结吗?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9年7-8月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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