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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知道今后国际社服社会若是想进一层实用地打击国际恐怖势力,极端势力活动工夫有消退



据法国路透社七月三十号援引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透露,阿富汗塔利班的一个高级代表团,曾在七月十八号至二十二号访问了中国,讨论了阿富汗局势。代表团由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办公室负责人阿巴斯率领,应中国政府之邀前往北京。这已经不是中国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第一次接触了,之前在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撮合下,中国和阿富汗塔利班分别在拉合尔和喀什进行了两次会谈。那么,为什么阿塔要寻求中国对其的支持呢?血饮认为,美国和以色列支持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向阿富汗东南部地区的渗透,对中国新疆和巴塔都构成了重大威胁,这是双方展开合作的基础。其次,中国主张阿富汗事务由阿富汗人来主导的立场,与阿塔反抗美国入侵维护国家独立的立场重合。

摘要:
5月6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部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中国新疆喀什成功举行了代号为“天山-2号(2011)”的联合反恐演习,中方出动雪豹突击队。演习进行顺利,充分体现了中、吉、塔三国和上合组织打击“三股势力”的决心中国对“三股势力”高度警惕  中国几十年来一直遭受“东突”恐怖和分裂势力侵害。当前反恐形势总体稳定但现实恐怖威胁持续存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特别是以“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恐怖势力虽遭到中国的沉重打击,但从未停止对中国尤其是新疆地区的威胁,不断策划暴力恐怖活动;受此影响,境内少数暴力恐怖分子结成团伙,伺机对我实施恐怖袭击;二是国际上部分国家恐怖势力活动呈活跃态势,对新疆“三股势力”形成刺激和示范效应;三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外交往增多,国际恐怖活动对我海外人员、机构形成的现实威胁几率呈上升态势。
  中亚一直是“东突”活动据点地带之一,有迹象显示“东突”恐怖分子有回流迹象,很有可能从中亚方向潜入中国境内。为此5月6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部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中国新疆喀什成功举行了代号为“天山-2号(2011)”的联合反恐演习,中方出动雪豹突击队。演习进行顺利,完成了“决策指挥”“武力解救被劫持人质”和“定点清剿”三个演习科目,达到了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执法安全机关合作、提高联合反恐行动能力的目的,充分体现了中、吉、塔三国和上合组织打击“三股势力”的决心,有效检验和提高了联合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
  2011年是上合组织成立10周年。该组织成立的初衷就是共同维护本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10年来,各成员国武装力量秉承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坚持公开透明开放的原则,坚持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在防务安全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该组织还专门于2004年6月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正式启动地区反恐机构。继2006年中哈举行“天山-1号”演习以来,各成员国执法安全部门分别在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举行联合反恐演习。2011年中方担任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轮值主席,并提议在中国新疆举行联合反恐演习,以提高各反恐部门的战备水平、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相关部门间协作。新疆位于中国西部,与8个周边国家相邻,边境线总长5600多公里,反恐演习选在新疆举行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它同时表明中国对“三股势力”严阵以待,坚定捍卫国家安全、边疆安定和中国国家统一。  中亚国家也持续面临恐怖活动威胁。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毗邻阿富汗,经常相互串联。该地区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虽然经历美国以及各国当局的持续打击,但伊斯兰解放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扎布特、“基地”组织依然有活动、有发展。
  2010年6月吉尔吉斯南部骚乱明显有极端和恐怖组织插手的影子,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当时曾明确指出这一点,塔吉克、乌兹别克为此被迫关闭两国与吉的边境。阿富汗的恐怖分子经常从防守松散并且高山连绵的边境地带潜入塔吉克。1997年塔虽实现民族和解、结束持续多年的内战,但一些极端武装分子仍在该国东部活动。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塔反恐形势趋于严峻,东部拉什特山谷聚集的宗教极端分子多次袭击地方警察局并策划越狱活动,数次与政府军对抗,一时难以被剿灭。乌的极端组织顽固存在并曾于2005年中制造严重的恐怖暴力事件。极端组织还长期在乌吉塔交界的费尔干纳谷地活动,其中也有东突恐怖分子。
  多年来“东突”活动分裂目标在中国国内,但其主要活动据点和组织却在境外的西亚、中亚、南亚和欧美一些国家。中亚、南亚、西亚一些受政府当局打击的极端组织曾长期与“东突”保持密切关系。阿富汗一度是“东突”在中亚活动据点,“9•11”前塔利班政权和本•拉登曾不惜血本训练和支持在阿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中亚维吾尔真主党”等“东突”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一度猖獗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曾与“东突”组织过从甚密。俄罗斯车臣地区的恐怖分裂势力与“东突”势力也有瓜葛,“东突”分子曾多次参与车臣武装分子“圣战”。
  巴基斯坦的非法极端宗教势力与塔利班、拉登势力相互联系,并曾训练“东突”分子。“9•11事件”后巴政府坚决镇压恐怖分子,极端势力活动才有所收敛。沙特一些极端分子也曾暗中支持“东突”活动。土耳其有几万维族人,曾是“东突”地下活动的据点,尽管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只是极少数,但能量和影响不可小视。
  西方在“东突”问题上的两面性依然不时浮现,一些欧美国家从其全球战略考虑,一度暗中支持“东突”活动。“9.11事件”后美国的态度有较大转变,宣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为恐怖组织,后又将“东伊运”列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但对美国的言行仍要有所鉴别,因为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双重标准。欧洲国家从所谓人权观念出发,也有继续在“东突”问题上做文章的可能。
  “9.
11事件”至今10年来,“东突”分子曾利用一些国家的法律漏洞和个别西方国家的暧昧立场,极力淡化恐怖主义色彩,以受害者形象出现于国际社会。一些“东突”分子试图树立温和形象,更换组织名称,突出名称中“民主、和平以及文化”字眼;同时倒打一耙,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想方设法利用人权、民主和民族权利旗号,试图逃脱国际反恐打击。
  中国在“东突”问题上时刻保持警觉,曾向有关国家进行严正交涉和斗争,名正言顺讨伐“东突”势力,境内外“东突”活动有所减少。今后要继续开展国际反恐合作,充分发挥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功能。在国内继续对“东突”问题标本兼治,如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减少少数民族内部阶层差别等。总之,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原标题:【恐怖主义】张屹:从东南亚恐怖主义现状解析“东突”南线转向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对阿富汗的渗透,是中国和阿塔接近的最紧迫的原因,那么为什么伊斯兰国组织要进入阿富汗地区呢?血饮认为,美国在利用伊斯兰国组织搞乱阿富汗,通过在阿富汗复制叙利亚模式让这里成为恐怖主义天堂。让阿富汗这个在欧亚大棋局中的棋眼复活。最终目的,就是模仿伊斯兰国搞乱欧洲和中东一样,让中俄不得安宁。利用恐怖主义达到目的,这是比采取直接军事措施更经济更划算的方法。下面我们来说下阿富汗这个棋眼的演变过程。

从东南亚恐怖主义现状解析“东突”南线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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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二零零一年美国入侵并占领阿富汗,随后以阿富汗为基地,支持当地的极端分裂分子,对外输出颜色革命到中亚地区,美国的本意是要以阿富汗作为棋眼,通过煽动颜色革命瓦解中亚地区,从而建立亲美政府,从地缘上割裂中俄的联系,扩大在欧亚大陆腹地的存在。颜色革命下,中亚国家政局大规模动荡,很多国家总统在颜色革命中下台。但随后,上合组织的反击开始,中俄对成员国内部的反恐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极端分裂分子在各国的联合打击下覆灭,中亚国家的政治和国家完整得到了巨大的保证,回过神来的各国政府开始驱逐美军。一四年六月,美国在中亚最大的军事基地玛纳斯空军基地被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关闭,十月底美军开始撤离阿富汗,这标志着美国经略了十三年的阿富汗战略彻底失败。美国不仅没有利用阿富汗棋眼盘活中亚,而且巴基斯然和印度也准备加入上合组织。从地图上看,阿富汗已经被上合组织成员国和伊朗三面包围,阿富汗成为了北约战略的孤岛。

本文来源:反恐研究

但是美国在撤退的时候并没有放弃阿富汗,一四年九月二十九号,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执教多年的阿富汗海归加尼被美国扶上总统宝座,第二天,前总统卡尔扎伊严厉反对的,出卖阿富汗国家利益的《阿美地位协定》就被签订,北约保留随时可以重返阿富汗的权利。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说,伊斯兰国组织会向全世界扩散。如果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通过支持东突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土耳其和土库曼斯坦进入中亚和阿富汗地区,那么在阿富汗复制叙利亚模式是完全可能的。我们通过对比伊拉克和阿富汗就能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点。

当前“东突”恐怖分子通过取道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前往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意图加入极端组织参加恐怖训练,受训后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参加战斗,同时可以争取其他国际恐怖势力的认可,扩大自身影响力,积累自身人脉,开发多条路线为今后参与国际恐怖活动提供便利。可见今后国际社会如果想更为有效地打击国际恐怖势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彼此间必须分享情报,并深入展开合作,摒弃政治双重标准。以东盟为主要对话平台的东南亚国家间必须通过“预防性外交凝聚共识,突出务实,深化救灾、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维护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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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看下叙利亚模式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然后对比一下阿富汗,我们就能清晰的看出,复制叙利亚模式是完全可能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兴起于伊拉克境内,这里是该组织的母国。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都被美国占领过,在美军占领和撤离期间局势都非常混乱,两国都是恐怖主义滋长的温床。其次,在当地恐怖主义组织发展的过程中,美国都进行了配合。比如伊斯兰国组织发展起来的时候,美国就帮助伊斯兰国,干掉了在伊拉克活跃的基地组织一号人物扎卡维等首脑,客观上帮助该组织发展壮大。在巴基斯坦境内活动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内部的温和派领导人,也在美军的定点清除中被干掉,为巴基斯坦塔利班效忠伊斯兰国铺平了道路。在这里,血饮要说一下,阿塔和巴基斯坦塔利班不是一伙的,巴基斯坦塔利班是伊斯兰国的下属组织。而巴塔目前则与伊斯兰国组织势同水火。

一、“东突”恐怖主义犯罪在东南亚地区的渗透

第三点,这些恐怖组织发展壮大以后,往往会对外扩张,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组织,最终进入了叙利亚,帮助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什叶派的巴沙尔政府。甚至通过土耳其进入欧洲,制造了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比利时恐怖袭击事件以及尼斯恐怖袭击事件等。效忠伊斯兰国组织的车臣恐怖分子,也在俄罗斯境内制造了别斯兰恐怖袭击事件等。阿富汗如果被伊斯兰国组织控制,那么按照套路,他一定会向中亚和新疆地区扩散,最终他们会把中亚地区变成东方的叙利亚,向外蔓延的话,中国和俄罗斯就会成为主要目标。想想看,法国和德国以及比利时境内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如果发生在俄罗斯的赤塔、哈巴罗夫斯克甚至是中国的北京、西安、广州、上海等地,那将会是怎样的一副场景呢?阿富汗不像伊拉克那样有巨大的石油收入,阿富汗以及所处的金新月地区,还是亚洲毒品海洛因的重要输出地,伊斯兰国组织控制这里,必然大规模种植罂粟,那么毒品经过新疆流入中国境内的话,危害是巨大的。通过控制恐怖分子对目标国进行威慑,进而逼迫对方改变金融政策配合美国金融掠夺,这一直就是犹太资本集团的终极目的。中俄石油能源以及金融上的去美元化,对犹太资本集团构成巨大威胁,分散瓦解中俄联盟并且各个击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一)泰国恐怖主义形势与中泰双边引渡条约

说到了伊斯兰国组织,就不得不说土耳其这个国家,总统埃尔多安在一九九八年因为极端宗教言论曾经被捕入狱,当上总统以后更加大对宗教极端势力的支持,不论支持东突还是支持土库曼旅和伊斯兰国组织,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已经成为新型恐怖分子的诞生地之一。而这位开启了单挑五常模式的总统,更是利用恐怖分子要挟其他国家。七月份的土耳其政变中,埃尔多安曾经向德国申请政治避难但是被德国拒绝。为什么拒绝呢?说起来默大妈就上火,这个土耳其经常以威胁放恐怖分子进欧洲敲诈德国给钱,德国忍埃尔多安已经很久了,在土耳其政变过程中,德国一直呼吁土耳其停止对政变军人的清洗。其实呢,德国更希望军人政变成功,至少世俗化的军人不会像埃尔多安这般流氓。

2015年8月17日,泰国曼谷的四面佛爆炸案和沙吞码头爆炸案导致20人死亡,130人受伤,死者包括七名中国籍公民。该案主犯Adem
Karadag和Yusufu
Mieraili来自中国新疆,是“东突”恐怖组织成员,已由泰国军事法庭作出了判决。

说到土耳其,在这里要普及个常识,那就是突厥和维吾尔族究竟有没有关系。答案是有。这里首先要说的是西突厥,唐朝历史上西突厥多次出现,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西突厥的存在。这个西突厥最大的部落联盟就是乌古斯人,中亚历史学家拉希德着作中,乌古斯汗是喀拉汗之子,他联合自己的堂兄弟维吾尔等推翻了父亲的政权,乌古斯有六个儿子,每个儿子又有四个儿子,乌古斯汗以二十四个孙子的名字命名了二十四个部落,史称乌古斯二十四部,其中以撒拉尔部、可尼部、喀亚部最为着名。政治上乌古斯人和同为突厥人的葛逻禄部有着密切的关系。

仅在2015年一年时间内,泰国就接连发生了六起恐怖爆炸袭击案。警方可以确定的是,其中几期爆炸案都与当地伊斯兰分离主义势力有关,[1]

乌古斯人后来西迁,一部分进入南下呼罗珊地区,一零五五年,他们在现在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另外一部分乌古斯人前出到爱琴海地区,后来喀亚部族统一了该地区,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就是现代土耳其的前身。留在中亚地区的乌古斯人成为了现代土库曼人,东迁中国境内的就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的撒拉尔族。维族的祖先是回鹘,公元八百四十年回鹘汗国灭亡。三分之一的部族西迁投奔葛逻禄部与之融合。公元十世纪,葛逻禄部与西迁的回鹘人建立了喀拉汗王朝。也就是说,维吾尔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葛逻禄部后裔。而葛逻禄部中一部分人跟随乌古斯人西征融入了土耳其人中。所以正是有了突厥和葛逻禄部这个纽带,现代维族和土耳其在血缘关系上还是比较近的。现在土耳其支持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和历史上的东突厥不同,这个东突厥是相对土耳其所处的西方而言。

2016年8月11日至12日,在泰国南部发生的连环爆炸袭击造成了四死30伤。这些恐怖袭击往往以泰国的旅游城市和旅游景点作为袭击目标包括著名的普吉岛。

从历史上看,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时候一直对泛突厥主义进行严厉打击,这是凯末儿主义中的重要内容。但是随着土耳其国民经济私有化发展,宗教极端势力开始不断突破底线。一九九五年以后,泛突厥主义就在埃尔多安之类人的鼓动下不断膨胀。这次土耳其政变后,支持凯末儿主义的军方被埃尔多安清洗,客观上强化埃尔多安的政治地位,泛突厥主义会更加泛滥。未来美国在阿富汗复制叙利亚模式,释放恐怖分子进入中亚,就必然要通过土耳其通道。未来如果土耳其像威胁德国一样威胁中俄将恐怖分子放入中亚,那么中国也将面临被敲诈勒索。这次土耳其的胃口可比当年敲诈辽宁号过境土耳其海峡更狠。

泰国皇家警察总署相当于泰国的公安部,是主抓反恐指挥部署的核心权力部门,在今后开展中泰两国反恐联合行动的进程中,该部门与中国公安部需要进一步完善双边联合执法行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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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7日,泰国通过了军政府修宪决议,该决议充分表达了军政府对泰国今后选举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意愿。在三个穆斯林占多数的泰国南部省份,反对派已与军政府存在十年以上的斗争史,他们也对新宪法决议投了反对票。

回到阿富汗的话题上,在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成长的过程中,弱化的伊拉克政府客观上助长了该组织的不断壮大。这与目前阿富汗政府的软弱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与伊拉克不同的是,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还是比较强大的一个存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十五年都未能消灭该组织。目前他的控制区,远远比阿富汗政府控制的区域更大。与阿塔的立场不同,伊斯兰国的主张更加极端,这吸引了部分塔利班成员开始靠拢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组织目前已经侵入到阿富汗东南部省份,将来,随着他们的势力不断壮大,阿塔的势力范围必然会被挤压。阿塔的目标是对付美国为首的北约,而伊斯兰国组织则是美以的走狗,长期以往,塔利班必将会被剿灭。伊斯兰国组织的壮大,威胁到了阿塔的生存,他寻找外部助力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伊斯兰国组织的不断蚕食,同时也威胁阿富汗政府的领地,所以卡尔扎伊领导下的阿富汗,成为了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今年四月份,俄罗斯官方表态支持阿富汗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但是这个想法成为现实恐怕还要面临美国代言人加尼的阻挠。

在泰国国内的南部地区存在着一些穆斯林聚居区,这些地方在某种成为了境外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从事恐怖活动的跳板。同时又由于泰国国内的很多穆斯林都是泰国军方势力的反对者,从而使得近年来针对泰国政府的带有报复性质的恐怖袭击具备了国内国外两个层面的强烈动机。

未来,如果伊斯兰国组织完全控制阿富汗,中亚地区的极端分裂势力以及东突将会完全合流。在美国共和党总统上台,犹太集团迫切需要美国重返中东的背景下,美国用恐怖主义化的阿富汗和不断作死的台独势力就能形成东西夹攻,地缘上割裂中俄的联系。中俄从态势上,将会从背靠背变为各自为战,到时候俄罗斯就要同时对付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恐怖组织。中国还要分兵顾及西边,这对中国是极为不利的。那么对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不断渗透,中国的应对应该是什么呢?

近两年来在泰国发生一系列恐怖分子爆炸袭击案,经查基本是由来自中国的“东突”分子所为。其之所以选择在泰国作案,动机就在于对泰国向中国政府移交恐怖犯罪分子的行为实施报复。自从中国在上个世纪末开展与国外联合进行打击跨国犯罪行动以来,陆续与一些犯罪分子出逃的主要目的地国家签署了双边引渡协议,而中泰双边引渡协议是最早签订的。近年来,随着中国内地的各类跨国犯罪越来越多地出逃至泰国,泰国警方积极与中方开展联合行动,加强打击力度。2015年泰国警方曾向中方移交了百余名来自中国新疆的“东突”恐怖分子,该行为曾遭到美国、土耳其等国家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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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开展引渡合作共有三种方式:一是根据双边引渡条约进行引渡合作;二是根据多边条约中的引渡条款进行引渡合作;三是在没有条约基础的情况下,根据互惠原则进行引渡合作。[2]251较早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由于与中国在政治制度、法制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中国还保留着死刑制度,以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直对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持保留态度。而泰国政府早在1993年8月26日就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

首先,中国应该联合一切反对恐怖主义的国家和组织,包括阿富汗塔利班、上合组织政府以及各国情报机构。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往往在美国配合的颜色革命攻势下发动。而中亚和阿富汗地区则在中国眼皮底下,上合组织内部军事合作也在不断深入,在恐怖主义组织发展壮大的时候,应成员国邀请中俄两国可以直接出动快速反应部队对其进行毁灭式打击。颜色革命分子爱搞街头暴力,用中俄的军事暴力对付他们是最快最直接的。

(二)马来西亚恐怖主义形势与反恐立法

其次,在越境反恐方面中国变得更加灵活,在二零一六年反恐法中规定,在与所在国签署反恐合作协议的,只要中央军委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就可以直接越境执行反恐任务,而不必再临时请示当事国同意。阿富汗和中亚地区如果存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恐怖分子,那么中国可以直接派军队打击。鉴于上合组织不断扩展,未来中国军事干预的范围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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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俄主导的上合组织可以接纳伊朗的加入,从地图上看,伊朗是阻止伊拉克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和东突分子进入重要的第一道屏障。将伊朗纳入上合组织,能够掐断恐怖分子进入中亚地区的南部通道。同时,与俄罗斯加强合作,在南高加索地区构建打击恐怖主义,堵死恐怖分子经由南俄地区进入哈萨克斯坦通道。在印度和巴基斯然正式加入上合后,协调两国封堵巴基斯坦境内恐怖分子进入阿富汗和偷渡进入新疆的通道。在中国和中亚地区交界处,由西部军区负责对境内外恐怖分子进行直接打击。另外说的一点是中国应该与缅甸泰国老挝政府合作,重点打击隐藏在东南亚丛林中的东突训练营。这同时也能切断东突恐怖分子通过东南亚逃往土耳其、伊拉克的南部通道。

自1993年中国与泰国签订第一个引渡条约以来,中国已与31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其中22个已经生效。而马来西亚与中国在反恐方面的合作起步较晚。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2016年8月1日签署了《2015年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从而使之生效。这部新的安全法律扩大的政府的公权力,例如允许警务人员在“保安区”内无须搜查令,只需通过行政命令即可随意搜查。此法律虽然被纳吉布声称是用来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但是公众却担心更糟糕的结果是让腐败案件缠身的纳吉布转移视线,并且达到个人政治目的。此法律的通过过程仓促,程序上的合法性也受到公众的质疑。最终纳吉布还是将这部反恐立法写入了马来西亚宪法,即所谓的“刊宪”。纳吉布的理由是该法可以使反恐机制更为高效,反应更为迅速,各部门的情报协调更为便捷,而其他相关马来西亚反恐立法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则制定的,例如《预防恐怖主义法》,《打击外国恐怖主义特别措施法》,《马来西亚国安会法》,《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等等。[3]

第四,中国应该大力推进一带一路计划的发展,让中国的经济发展惠及沿岸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能够带动周围国家一起繁荣发展,从而根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对于偏远山区的群众,可以采取整体迁移平原地区,同时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对边疆少数民族加大扶持力度。少数民族学生与内地的交流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摆脱蒙昧状态的途径之一,但是长期以来,广大穆斯林因为受到清真食品限制,使得他们除外上学和就业都受到限制。很多穆斯林家庭以孩子考上国内重点大学为荣,但是在上学以后,因为食品限制而被迫辍学。这方面的问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已经建议国家加快清真食品行政法规立法。当穆斯林的饮食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那么更多的穆斯林孩子就能走出大山,进入到东部繁华地区工作学习,将来学有所成,就会用自己的知识来改变家乡的面貌。与外界交流的越多,那么极端宗教思想就难以在少数民族地区立足,这会从根本上根除恐怖主义。目前,国内很多微博上反对清真食品立法的人,大多数都是种族主义者和宗教排外主义者,反对的理由通篇都是缺乏常识和胡扯和不分是非的歪理。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就是再和其他民族的不断融合中发展壮大,各民族发展交流一直是中国发展的主旋律,盲目排外的种族主义者目前正在试图在中国各民族和族群间制造隔阂,这与中国当前的大政方针是完全对立的。

马来西亚《国家安全法》因为对公民人权的侵犯存在潜在威胁,因此也引起了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严重关切,并且呼吁纳吉布政府修订法案以便与国际法公认准则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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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虽然用英语授课,但是该校学生大多数都是穆斯林。甚至有最新报道声称有“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分子曾经在该校接受教育,平时温文儒雅的知识青年蜕变为极端主义的支持者,这在当今已经不再是奇闻了。

从中国历史发展上看,只要中国能打通丝绸之路与沿线民族分享商贸利益,那么中国都将迎来盛世。汉唐是中国历史的两个顶峰时期,汉朝时期打通丝绸之路后,基督教、祆教和佛教传入中国,首次开启了中华文明与外国文明的大规模交流;唐朝时期中国同时打通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对比汉朝,唐朝的国力和影响力更加强大。这一时期伊斯兰文明、波斯文明以及印度文化等都不断传入中土。今天的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则必然要和唐朝一样同时打通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未来中国与中亚、南亚以及伊朗中东的交流必然越来越多。相互交流中彼此尊重对方生活习惯是必须的,任何种族主义和宗教排外主义都是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相违背的。

马来西亚给予很多国家的穆斯林公民入境免签待遇,又由于长期泛滥的人口贩卖与毒品交易等跨国犯罪,马来西亚成为恐怖分子生存和筹集非法资金的安全港口。

新世纪的大国博弈,中美围绕的核心就是欧亚大陆丝绸之路沿岸的争夺,这同时也是中国倡导和谐共赢路线,与美以代表的犹太资本集团四处传播颜色革命的瘟疫政策的对决。血饮对中国的胜利充满信心。

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当地执法部门已经发现数百名持有土耳其护照的中国维吾尔族人集中生活在市郊一些公寓内,他们都是以非法移民身份偷渡到马来西亚的,尽管尚无证据证明他们都和恐怖组织有联系,但是这一现象的存在令国际社会关注,也让研究国际安全问题的学者深思。

由于中马两国都无法确定藏身吉隆坡的“东突”恐怖分子具体人数,中国几次与马方内政部商议如何深化推进两国反恐合作,包括通过先进技术手段对嫌犯身份进行识别。主动引渡作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一种机制,已成为我国打击严重犯罪、缉拿外逃罪犯的重要手段。[4]
而中马双方在开展引渡合作领域需要更多深入务实的合作。

3.印度尼西亚恐怖主义形势与反恐政策

以往的恐怖主义重灾区被锁定在中东地区,而ISIS恐怖分子发出的在印尼成立ISIS分支机构的口号让我们将焦虑的目光转向了这个东南亚穆斯林国家。根据新加坡《海峡时报》的官方统计,“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内部包含一百多名中国人,一百多名菲律宾人,50多名马来西亚人和60多名印尼人。这一数字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ISIS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分布。

2015年9月份,四名新疆籍维吾尔族“东突”恐怖分子被印尼政府以触犯该国移民法和反恐法为由进行了抓捕。而当时的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沙穆丁指出,由于这四名中国籍嫌犯是从马来西亚过境进入印尼的,因此强调马来西亚与印尼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加强情报共享是十分必要的。

在印尼,有一个来自中亚的恐怖组织名为“东印尼圣战组织”,该组织不仅对来自中国新疆的“东突”恐怖分子伸出了援助之手,而且对国际上很多恐怖组织的分支机构都有密切往来。成为跨国恐怖犯罪在印尼的聚点和巢穴。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些组织内从事恐怖主义犯罪的竟然还包括很多当地的公务人员和退役军人等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士。

受到东亚整体权力结构的变革,印尼倾向于采取一种风险防控战略来阻止带有零和博弈性质的国家结盟现象的出现,考虑到其战略地位和目前的军事实力,印尼不太可能持续对东盟国家采取对抗性的立场。印尼便以军事现代化与安全合作的方式将区域一体化机制与现实主义的平衡战略相互结合。以这种方式,印尼政府就对于实现其外交与防务政策的进程保留了一种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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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论述便可简要阐述印尼防务战略与地区周边外交的大致轨迹。印尼当局决策者对于通过创建“安全共同体”作为减缓东南亚地区紧张局势并阻止武装冲突爆发的最佳方式持有乐观态度。为了建构一种规范性的地区安全秩序,印尼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正倡导东南亚国家以禁用武力禁用、提升政策透明性、提升相互信任度等方式来相互约束。该理念意在强化地区合作的凝聚力,同时以和平与良性的方式来使用大国权力。印尼官方将这种理念阐述为,依靠以东盟为中心的合作框架来发展全面安全合作,并在东南亚国家间以及在域外因素的参与下确保动态平衡。

二、东南亚地区“东突”恐怖分子犯罪网络解析 (一)“三·〇一”昆明砍杀事件

2014年3月1日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砍杀事件造成了140余人受伤,29人死亡的恶性事件。半年后的9月12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了四名“东突”恐怖分子死刑,其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组织领导和参加恐怖组织罪等等。

“东突”恐怖分子之所以出乎相关部门的意料而选择了昆明作为犯罪地点,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以往固定的新疆与中亚边境出逃路线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严密监控而受到了阻碍,再加上中亚国家近几年来加强了与中方的联合打击跨境恐怖主义犯罪的相关机制,中亚国家积极融入上海合作组织密切加深多边合作等因素,使得“东突”恐怖分子不得不选择南下,通过取道云南边境出逃至东南亚国家,再最终与国际恐怖势力合流。而当这批恐怖分子在昆明再次受阻的情况下,选择了极端的报复性袭击手段。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昆明砍杀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东突”恐怖组织转向南线的犯罪高峰期。在昆明砍杀事件中,“凶手见人就砍,老人和小孩都不放过”[5]
。由此可见恐怖分子在越境出逃受到阻力的情况下进行疯狂报复的心态。

(二)作为中转站的东南亚地区

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着边境管控松懈,监管力度不足的问题,而马来西亚又对境外穆斯林实行免签证待遇。因此成为偷渡者前往土耳其、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中转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目前官方已得到的数字显示,中国新疆籍恐怖分子大约有三百多名以马来西亚作为中转站。

根据有限的媒体数据显示,大约已经有三百多名新疆籍“东突”恐怖分子通过入境马来西亚,再前往中东地区加入ISIS,这一行动中也掺杂着很多被洗脑的韩国人和日本人。这一消息已经由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在2016年1月访马时公开证实。如果“东突”恐怖分子将在东南亚地区从事暴恐活动以及前往中东地区参加圣战队伍作为他们的两种主要选择,那么经过训练后返回中国继续从事“圣战”则是他们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由于维吾尔族语言与土耳其语都属于突厥语系,60%以上的表达方式都是相通的,很多“东突”恐怖分子自称是土耳其公民,并且谎称在马来西亚旅游期间丢失护照,到土耳其驻马使领馆寻求“帮助”,而当使领馆官员在通过数据匹配进行查验的时候,在土耳其国内早已有恐怖组织成员实现准备好被查验的身份信息,从而使得犯罪分子一路畅行无阻。其组织手法之严密,令人震惊。很多“东突”恐怖分子最终的目标是通过土叙边境进入伊拉克北部地区,即“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实际控制地区。

而来自中国新疆的恐怖分子与马来西亚当地的恐怖分子在参与国际恐怖活动上存在哪些不同,尤其是如何接受“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这一具体细节方面尚有待考证。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切断他们与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势力的国际联系,不仅是国际反恐合作的重要一环,也是维护亚洲,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稳定的重要途径。

某种程度上来看,土耳其的边境管控力度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如出一辙,这也是当今国际恐怖主义高发国家或地区的共同特征之一。不只是来自中国新疆的恐怖分子,即便是来自其他国家的恐怖分子,也往往采取相同的国际线路进入土叙边境。在中国的西南边境,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国际偷渡网络的节点,也就是说,偷渡者通过组织内部的“战友”或者当地蛇头,从中国的云南、广西、广东等省份从陆路进入缅甸、越南,或者通过水陆进入柬埔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然后在进入马来西亚和印尼。马来西亚和印尼是穆斯林国家,而且签证政策的简便易行甚至对一些穆斯林的免签政策使得国际偷渡、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一路绿灯。

由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早期是从基地组织分离出来的,因此与基地组织具有同盟关系的东南亚重要恐怖势力伊斯兰祈祷团“JI”一直与极端组织ISIS保持着距离。从这一点来看,东南亚地区的恐怖势力彼此之间是存在一定张力和派别矛盾的,并非铁板一块。这是我们关注东南亚恐怖主义的重要切入点。同时,近几年来,在马来西亚境内还滋生出另外四个年轻的恐怖组织———DIMZIA、BKAW、ADI、BAJ。他们彼此之间貌合神离,倒是在菲律宾长期泛滥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组织反而公开效忠ISIS。

极端组织在中东地区的泛滥促使印尼、马来西亚两国政府在本国加大力度推行反恐新政。当然,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处于类似的状况。拥有大约2.5亿人口的印尼,其80%以上的人口属于穆斯林,其穆斯林人口数量居世界首位。而在马来西亚3000万人口中,60%以上是穆斯林。两国政府相继发布声明谴责极端组织的行为违背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并发布禁令禁止本国公民参与极端组织的相关活动。

近几年来极端组织的一种发展趋势是,在中东与东南亚(包括中国)正在发生着双向的成员流动,即一方面从东南亚招募或中转的恐怖分子偷渡到中东参加“圣战”,另一方面,在极端组织控制的中东地区经过训练后的恐怖分子奔赴东南亚或中国继续从事恐怖活动。这种双向流动应该引起各相关国家的关注,并急须在开展反恐合作的过程中采取有效对策。

“东突”恐怖势力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政治诉求的某些维度上是臭味相投的,例如在破坏中国国家主权、分裂中国西部、鼓吹“疆独”等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ISIS已经将中国新疆划分为其规划的未来版图之中。从这一方面来分析,“东突”分子奔赴中东加入IS随后再返回中国参加恐怖活动,这个意图就不难理解了。

IS对东南亚各个国家造成的威胁是基本相同的,因此东南亚各国在打击IS方面的立场是存在共同基点的。2015年缅甸东盟峰会各国在共同开展行动打击极端组织方面取得了共识。同时这种共识还逐步扩展至“10+3”框架内,即同中、日、韩三国协商共同打击国际恐怖活动以及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并且东盟国家也意识到,提升边境管控力度和加强移民管理的重要性,就此提出了一些积极倡议和政治承诺。尤其是呼吁尽快落实《东盟反恐全面行动规划》和《东盟反恐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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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域外因素对东南亚地区“东突”恐怖分子的影响

(一)国际恐怖势力的介入

当代恐怖主义与全球化进程并行,而地区性反恐必然最终也属于全球反恐的一个环节,无论地区性反恐抑或全球性反恐,都必须要以最终消除恐怖主义赖以滋生的温床作为目标。虽然今天ISIS在名义上领导者全球主要的恐怖组织,但是我们也同时需要看到,像土耳其、沙特等中东、西亚国家以及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其内部的某些极端势力对全球恐怖组织一直是抱有同情态度的。

ISIS“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并非只在欧美西方国家开辟战场,从目前的形势发展来看,极端组织的战略重心正在逐渐转向亚洲,尤其是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以便寻求发展空间,改变全球力量均势。

印度尼西亚作为全球穆斯林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首当其冲地成为极端组织的锁定目标,而同为紧邻的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紧随其后。极端组织在以这两个国家作为跳板的同时,还积极向泰国进行渗透。也就是在2016年上半年,泰国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对本国军事力量进行改革和扩充,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本国恐怖组织猖獗蔓延的回应。“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不止一次地通过网络视频对印尼和马来西亚政府进行挑衅。穆斯林人口占本国人口总数60%的马来西亚一直定位自身为一个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推崇的萨拉菲教派原教旨主义思想与之分歧甚大,从而将马来西亚作为其圣战袭击的目标。国际反恐专家分析,如果极端组织在印尼语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得手”,很有可能将印度,甚至中国作为下一个战略核心目标。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这场战争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虽然这种作用常常是在幕后隐蔽地进行着的。正如西方国家近十年来在中东,北非地区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将自己所不喜欢的当地政权摧毁,却将剩下的烂摊子交给了一个更加腐败无能的野蛮政权,陷入恶性循环。如果西方国家继续将这样的行为方式强加给东南亚国家,必然会使“东突”或者极端组织坐收渔翁之利,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东突”恐怖分子加入极端组织主要通过两种渠道,第一种比较直接,就是偷逃出境至土叙边境和伊拉克北部地区ISIS核心区域汇合,第二种渠道是通过中国南部边境转向南线作战,进入东南亚地区参加极端组织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隐蔽据点。当然,这两种渠道是相辅相成而非截然分离的,因为这些恐怖分子逃往中东地区可能取道中国西北边陲,走传统的“北线”,也可能取道东南亚走“南线”,而很可能在出逃过程中遭遇中途警方封锁而改变原计划在当地开展“圣战”,“三〇一”昆明事件便是发生于这样的背景。

“东突”恐怖分子近年来从中国南线边境省份偷逃出境的势头已经越发明显,其投奔“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从目的这一方面而言,“东突”恐怖分子与极端组织恐怖分子具有相同的构建自身的政治实体的最终目标,从手段这一方面来看,“东突”恐怖分子去往中东参加极端组织,可以扩大自身生存空间,壮大自身实力,最终还是要返回中国继续进行暴恐活动的。

(二)域外国家的干扰因素

2015年9月份,四名新疆籍维吾尔族“东突”恐怖分子被印尼政府以触犯该国移民法和反恐法为由进行了抓捕。这四名恐怖分子的出逃路线基本上说明了“东突”南线转向的主要特点。四名恐怖分子先通过云南边境逃至柬埔寨,然后再通过陆路进入泰国,然后用手中的“受赠”资金大约六千元人民币购买土耳其护照并自称是土耳其公民,然后通过航空路线进入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再飞往印度尼西亚的西爪哇省。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名恐怖分子几乎沿途各国都有极端组织成员在接应和帮助。

新疆边境管控近年来不断加强,中国南部省份,尤其是云南,广西等地区由于地势复杂,地形特殊,成为“东突”恐怖分子偷逃出境的首选。他们通过设在国外的一些所谓民间基金会的捐赠,积累了一些资金,为其跨境犯罪提供了物质基础。

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指出,2015年一名中国新疆籍恐怖分子在参加极端组织攻占土叙边境的库尔德自治区的过程中被土耳其军方击毙,同时参战的还有多名中国新疆籍恐怖分子。

一部分“东突”恐怖分子直接取道东南亚前往叙利亚,他们则是从东南亚踏上飞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然后再转往土耳其边境的安塔利亚机场飞往叙利亚。在土叙边境,有组织成员前去接应。

从土耳其边境城市基里斯的管控体系来看,其管控能力之底下令恐怖分子从这里跨境进行恐怖活动十分便利。这一点与东南亚国家的边境管控存在相同的短板。

目前“东突”恐怖分子在国外的主要聚点存在于吉尔吉斯斯坦、叙利亚、土耳其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

新疆大学有反恐专家将“东突”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动定义为“迁徙圣战”,主要是考虑到他们从中国南部省份如广西、广东、云南等地偷逃出境的事实。

对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中国政府的立场是采取坚决的打击,因为中国国家安全要求将极端组织阻挡在领土之外,也由于打击“东突”恐怖势力与打击ISIS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甚至帮助来共同打击ISIS,然而美国政府反恐政策的双重标准使得“中国政府压制新疆少数民族”的虚假声音不绝于耳。

尽管很多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施压,要求其加大力度打击极端组织,然而土耳其政府出于其自身战略利益考量,一直采取暧昧的态度。土叙边境管理的失控状态比东南亚国家的瘫痪治理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有国家指责土耳其竟然出售武器给恐怖分子。

强化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等相关国家的治理能力和边境管控能力是势在必行的。中国参与打击ISIS的立场是明确而坚决的,特别是在2016年反恐法出台以来,然而始终保持在联合国的框架体系内,而非唯美国马首是瞻,则是中国反恐立场中所必须强调的原则。因此一个由美国牵头组织的国际打击ISIS联盟是值得质疑的。

四、结语:东南亚地区“东突”恐怖主义发展形势解析
(一)中亚国家去突厥化倾向与上合组织的机制完善

中亚突厥语五国基本上与土耳其、阿塞拜疆有着共同的巩固突厥语文化和突厥民族传

统的良好初衷。在中亚五国中,除了塔吉克斯坦之外,其他四个国家都属于突厥民族占主体的国家。然而现实的地缘政治考量使得横亘欧亚大陆的沿线各突厥语国家各自心怀鬼胎,离心力颇为明显。近年来“东突”恐怖分子以东南亚为中转通道向西亚中东地区汇合,在中亚地区消除“东突”恐怖活动根源有助于减轻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恐怖活动态势。这是由于,近年来中亚各国与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更是与中国、俄罗斯持续地而且卓有成效地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将地区内反恐合作引向一个深层次的机制中来。使得历史上“东伊运”“乌伊运”在中亚腹地的存在基础遭遇到了沉重的打击。以往“东突”恐怖分子取道中亚逃往中东、西亚地区汇合的路线被切断,从而不得不由“北线”转向“南线”。[6]

受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影响,再加上相邻南亚国家塔利班恐怖主义的泛滥波及,中亚五国长期以来是国际恐怖主义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灾区。而“东突”势力在中亚地区最为活跃和猖獗。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吉尔吉斯总统阿勒玛兹别克·阿坦巴耶夫于2016年8月份签署《就反恐和反极端主义相关措施针对吉尔吉斯共和国部分法律进行补充修改法案》,要求将剥夺参与恐怖组织和极端主义团体的吉尔吉斯公民所具有的公民权和国籍。应该说,这是该国政府加大反恐打击力度、完善国内反恐立法的坚决举措。而该法案开始执行之后,该国相关的部门法律如刑法、行政法和、《反极端主义活动法》、反宗教极端条例等都要进行修订和陆续完善。此外,该法案还通过相关条款加强了针对极端主义行为和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力度。[7]

上合组织对打击“三股势力”、维护中国西北边疆稳定、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以及协调中俄在中亚的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上合组织在维护中国战略后方稳定和巩固中俄关系上的意义更加凸显。基于上述考虑,中国虽不否认扩员对上合组织长远发展的必要性,但却更重视上合组织的内部建设。中国认为,提升上合组织打击“三股势力”、应对非传统安全事务的能力,充实并加强成员国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完善合作机制与组织机构,集中精力解决地区内部事务,不仅符合中国对上合组织的利益诉求,也是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8]

此外,2016年6月23日至24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的第十六次上合组织年会中,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被批准接纳为上合组织新成员国。这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推动。自成立之日起总共15年,之前仅扩充吸纳乌兹别克斯坦为成员国。这意味着上合组织的地区合作机制已经从中亚扩大至南亚,对于维护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性价值。而“东突”则无疑在上合组织反恐机制的不断完善扩大的过程中被迫转向外围寻求生存空间,因此选择东南亚作为突破口,则不仅仅是出于其泛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结,更重要的是上述外在反恐机制的封锁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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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盟反恐机制薄弱与东南亚国家弱势政府

如果从战略导向这一角度来分析,印尼近年来多边防务外交的一系列迹象都可以折射出对东盟联合声明以及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对话中的国家参与的关切。即便像缅甸这样的传统意义上的佛教国家,由于其占国内人口总数5%的穆斯林由于试图寻求某种国际认同而自立伊斯兰教派,使得缅甸政府不得不为这一伤脑筋的问题而积极与东盟开展对话与合作。在缅甸国内的部分极端势力往往在国内采取暴力手段,同时寻求域外极端主义势力的介入,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来自中国新疆的“东突”势力具有相似的发展轨迹。从过去六年来的发展成果来看,以东盟为框架的国家集合体已经达到年均签署25份公开宣言和近150份联合声明文件的高频度。

这些官方文件大都是从原则上在寻求解决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同时采取积极手段来发展地区合作机制来落实相关机关。在上述卓有成效的大量联合声明文件中,大约有34%的比例都是在关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而在东南亚国家间开展合作的过程中,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区别显得越来越模糊,甚至两者之间的转化要求各国开展更为积极和充分信任的相互协作。

在东南亚国家中,除了新加坡政府以威权主义风格的强势政府治理模式著称,其余的政府管控社会能力弱。以马来西亚政府为例,近年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被腐败案件缠身,自顾不暇,使得本国政府陷入半瘫痪状态,在打击本国恐怖主义犯罪方面不仅是力不从心,而且是鞭长莫及。虽然纳吉布政府对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立场和态度是十分坚决的,然而其自身的腐败案件使得反恐问题从本国的政治议程蜕变成为本国反对派与亲西方的纳吉布之间的博弈游戏中的一粒棋子。2016年6月28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一家酒吧遭遇炸弹袭击,导致8人不同程度受伤,该事件被当地警方确认是极端组织所为。而此类大大小小的恐怖袭击在马来西亚当地已经不再是令人感到意外的事件了。

再如,菲律宾政府与本国国内反政府武装“阿布沙耶夫”展开的长期斗争已经使得菲政府精疲力竭,更是无力有效应对本国国内或跨境的恐怖组织。而泰国与马来西亚的边界区域也是屡屡遭到恐怖袭击,说明泰马边境的管理体系十分松散。

“恐怖主义的肆虐与东南亚各国的治理能力及合作意愿的缺乏又形成新的矛盾,并与旧有矛盾结合,层累叠加,形成当前东南亚地区的反恐困境,严重影响该地区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9]

由于东南亚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印尼等穆斯林国家,其所长期存在的广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文化背景(尽管并非主流)与宗教极端主义土壤为“东突”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连接点”,因此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的中转站基本上是符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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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恐怖分子通过取道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前往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意图加入极端组织参加恐怖训练,受训后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参加战斗,同时可以争取其他国际恐怖势力的认可,扩大自身影响力,积累自身人脉,开发多条路线为今后参与国际恐怖活动提供便利。可见今后国际社会如果想更为有效地打击国际恐怖势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必须分享情报,并深入展开合作,摒弃政治双重标准。以东盟为主要对话平台的东南亚国家间必须通过“预防性外交凝聚共识,突出务实,深化救灾、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维护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合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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